社交網絡上，鶴崗這座城市總和兩個概念綁定，一是房價，二是逃離。

低房價是它走紅網絡的初始原因。低至數百元一平的鶴崗房產，很容易在短視頻時代抓住大眾的眼球。最近幾年，鶴崗甚至成為一種符號，用來指代其他低房價城市，例如乳山被稱作海邊鶴崗，個舊被稱作云南鶴崗。

(資料圖片)

逃離和鶴崗的關系則更為復雜。

一開始，外地購房者涌入鶴崗，是為了逃離高壓的城市生活，試圖通過擁有一個房子，獲得某種心靈寄托。后來，從大城市涌入的年輕人，又發現鶴崗不是“躺平之地”，倉促間從這里逃離。

鶴崗當地售樓廣告

躺平是一個兼具褒義和貶義的詞，凝聚著大城市打工人對悠閑生活的想象，和返鄉者放棄大城市生活時的掙扎。

事實上，回到鶴崗的年輕人，正在過一種介于躺平和內卷之間的生活——他們放棄在大城市立足的焦慮，回到家鄉，想辦法掙錢，讓生活過得更舒適。躺平和內卷并不是非要選擇一個，返鄉的年輕人，既厭倦永不停止地奔跑，也不想原地躺下。

他們只是站著，過一種普通的生活。

返鄉的焦慮，用賺錢治愈

返鄉的焦慮，鶴崗90后小付都經歷過。

人生前27年，小付的生活軌跡是標準的“逃離小城”路線。努力學習，考上外省一所不錯的大學，畢業在北京找到一份穩定工作，賺小城市不太可能賺到的薪水。

回家不是一個主流選擇，努力留在大城市，湊首付買套小房子，才是小付身邊同事們普遍的做法。調回鶴崗前，同事領導勸他再考慮考慮，“很多人都覺得我回家的這種方法是不可取的，就說你有能力工作為什么要選擇最終回來。”

他自己清楚，雖然仍屬于同一家公司，但調回家鄉意味著放棄職業上的發展空間。“遠離總部就沒有任何機會了。你只能穩定領工資，不會有什么晉升機會，因為你已經遠離了核心圈。你到地方，其實就是維持工作。”

鶴崗火車站

在北京，他住在通州的表哥家，工作地點在北五環，單程通勤一個半小時是常態。而鶴崗很小，主城區“開車去哪兒都不會超過20分鐘”。

在北京，買房對小付來說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現在已經很難了，何況我們這個行業是比較穩定的行業，不像某些行業可以在一兩年內賺到很多錢。”而在鶴崗，房子壓根不會成為困擾他的問題。

小付在北京的薪資不低，每年能賺30多萬，但他說：“這個工資在北京沒法生活。”有外省同事選擇留在北京工作，“他們把媳婦都放在家（鄉），孩子也放在家（鄉），掙到錢就轉回家”。小付覺得，這樣的生活沒有意義。

最終，生活幸福感之間的差異，讓一路按照標準路線生活的小付，下定決心回到曾經逃離的鶴崗。

鶴崗和北京的薪資差異是巨大的。調回鶴崗后，小付的收入下降近三分之二，而這已經是鶴崗少有的高薪職業了。為彌補收入上的損失，三年前，他在鶴崗老街基搗鼓了一家便利店。街基是東北人稱呼街道的土話，當地人會把街讀作“gai”，老“gai”基是這座城市最早的城鎮所在地。

大城市里遍地都是的便利店，在小城市還是“新物種”。

小付按照大城市里連鎖便利店的風格裝修自己的小店，擺上便利店式的貨架，設計好招牌和燈箱，取了一個洋氣的店名：tomorrow。我翻遍大眾點評，這大概是鶴崗唯一一家用英文作名字的雜貨店。

他請了兩名員工打理店里生意，自己只負責線上回復外賣用戶消息，處理售后問題。在普遍都是“夫妻店”的鶴崗，雇店員并不常見。

這一模式的優缺點都很明顯。缺點是需要付出額外的人力成本，鶴崗做小本買賣的利潤本來就不高，這是其他雜貨店主普遍選擇自己看店的原因；優點是小付可以安心完成自己的主業，延長線上的接單時間，獲得兩份收入。

對小付而言，副業既需要賺錢，也需要足夠省心。“我要是不出差的情況下，一個星期會去一次。如果要出差的話，可能一兩個月都不過去。”兩份工作加在一起，小付的每月收入在兩萬元左右，足夠在鶴崗過上舒適的生活。

離開鶴崗和留在鶴崗，是各自選擇的生活方式。沒有哪種生活一定優于另一種，只是大家在分叉路口，選擇了自己想走的路。

鶴崗小串和“大香檳”

和他同齡的朋友，不少在外省大城市安了家，有在西安的，有在三亞的。這幾年聊起天來，朋友反而會說羨慕他，說當初不如就留在鶴崗。但小付很清楚，“這種情況來源于他們對某一兩件事的感慨”，例如小孩學籍遇到麻煩，或者在某些時刻，發現身邊沒有熟悉的家人和朋友，會覺得寂寞。

返鄉之路，有人勸阻，有人羨慕。小付只關注自身的體驗——有沒有過上自己覺得更有意義的生活？

我在鶴崗10107，但活得更自由

另一個回到鶴崗“干事業”的年輕人是刺猬公社的老朋友，隔壁咖啡館店主阿怪。

2021年9月，我在鶴崗游蕩，偶然走進這家裝修得和周圍店鋪格格不入的咖啡館，記錄下咖啡館里的一個午后。那時候，咖啡館剛開張一年多，阿怪每天都在研究怎么吸引更多鶴崗年輕人喝咖啡。

一年半過去，越來越多媒體開始聯系阿怪，想了解她的故事，或是想從她的故事里了解鶴崗。訪談的邀約一個接著一個，有人給她打電話，有人直接到鶴崗的店里找她。她說：“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很多人找我，有點慌。”我安慰她，可能是因為開在小城市的獨立咖啡館很有代表性。

阿怪的返鄉故事比小付簡單得多。

開一家咖啡館并不是虛無縹緲的創業夢想，而是阿怪給自己在家鄉找到的一種謀生手段。幾年前，她在哈爾濱的咖啡館當咖啡師，每個月工資3000塊錢，除去在哈爾濱的房租和日常生活開支，什么錢都剩不下。阿怪的丈夫也是鶴崗人，兩人結婚后，盤算著，要不干脆回老家。

隔壁咖啡館開在比優特時代廣場附近，丈夫負責收銀和經營，她負責做咖啡和蛋糕，起初夫妻倆的目標很簡單——“比打工強點就行”。和小付降薪回家不同，阿怪和丈夫回鶴崗開店后，收入比兩人在外打工高很多，但所謂躺平的生活并不存在。

仔細算起來，開咖啡館以后，阿怪忙工作的時間反而比之前更長。早上10點開門營業，她要在9點多到店里做準備，晚上10點結束營業后，她要把店里東西收拾完再回家。“一周七天，沒有休息日，我們這里開店好像不太有（閉店日）這些說法。”

我跟阿怪說，大城市里的人形容自己的生活是996，你這也不輕松，簡直是10107了。

“在小城開個咖啡館”聽起來是件挺浪漫的事，實際執行起來卻并不浪漫。外人看到的是精致的水晶球，做水晶球的人需要從扎手的碎片撿起。

咖啡是阿怪相對喜歡撿的那枚碎片。她自己喜歡喝咖啡，夏天愛喝冰美式，冬天愛喝燕麥拿鐵，有段時間愛喝Dirty，一陣一陣的，不像她老公，常年愛喝冰美式，雷打不動。前幾天，一個外地顧客第一次來店里，問有什么推薦的，她老公熱情地告訴人家“冰美式是我們的招牌款”。顧客問原因，他非常自豪地給人家解釋：“因為我愛喝。”

阿怪愛喝的Dirty

比起咖啡，做蛋糕更讓阿怪頭疼。做蛋糕需要長時間站在操作臺前，站久了，脖子和腰會疼，但是沒辦法，光賣咖啡賺不到錢，蛋糕是必不可少的。我問她，能不能坐著操作，例如坐著打蛋，坐著裱花，她回答：“那坐著不方便啊。”

站著搗才“得勁”的山楂醬

有媒體問阿怪，怎么看待年輕人來鶴崗躺平的選擇，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說可能大家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不認可來鶴崗就是躺平的說法，“頂多可能是因為房價比較低，大家對買房壓力沒有那么大了，但是別的生活壓力也有，你干嘛不需要錢？”

工作時間比以前在哈爾濱更長，阿怪卻覺得，還是現在更幸福。因為賺的錢更多，也因為自己當老板總是自由一些。

她對自由有兩個很具象的解釋。一是朋友喊她吃晚飯，她想去就能直接去；二是她不想做的蛋糕可以不做。“就像去年，有段時間網上那個草莓塔很火，我不太喜歡，覺得那玩意兒沒什么技術含量，還容易塌。好多人來問我，我都說不做。”

不過自由偶爾也要接受小小的讓渡。圣誕節前后，由于問的客人實在太多，阿怪最后還是做了一些草莓塔，她解釋道：“只做過幾天，后來那陣風就過去了。”

被老顧客“逼”著做的網紅草莓塔

阿怪最近忙的另一件事是裝修新店。舊店的三年租約到期，因為店門口緊挨著馬路停車不方便，她找到一家新的鋪面，打算重新裝修，開一間更大的咖啡館。

阿怪找設計師給新店做的效果圖

停車成為咖啡館選址的核心因素，這在大城市不太常見。阿怪稱，店里客人80%左右都是居住在鶴崗的熟客，不少人開車專程來店里喝咖啡，停車是個大麻煩。

剩下20%的新客，要么是節假日返鄉的年輕人，要么是外地來出差的人，經朋友推薦，或是在大眾點評刷到咖啡館的照片，跑來一探究竟，留下“原來鶴崗也能喝到XXX”的感嘆。阿怪給店里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拍攝了“定妝照”，更多照片來自客人，客人拍下好看的照片，發到大眾點評或朋友圈，阿怪有時也會存下來，感嘆“客片比我拍的好看”。

客人拍的圣誕樹

3月份，阿怪原本計劃出去旅行，開店三年，因為擔心被隔離耽誤事，她只出過一次遠門。但是新店的裝修計劃，讓旅行再次延期。老店面的房東要提前找新的租客，把咖啡館的照片發在抖音招租，不少人看到后，去問阿怪咖啡館是不是倒閉了。

“我這會兒要把門一鎖，夫妻倆出去旅行，那大家不是更覺得我們倒閉了嗎？”阿怪盤算新店的裝修進程，“差不多四五月份裝完，搬過去，后面就暑假旺季了。嗨，先把新店整明白再說吧。”

雖慢，但一直在向前走

開咖啡館三年，阿怪能感覺到，鶴崗人對咖啡的了解和接受度在慢慢變高。

剛開店那年，店里進了一批燕麥奶，準備做燕麥拿鐵，結果根本沒有客人點單。“大城市的咖啡館里，加五塊錢換燕麥奶不是很常規的操作嘛，這邊前兩年還沒什么人喝，”阿怪回憶起那批燕麥奶的去向，“到最后全是我一個人喝掉的。”

這兩年，周圍陸續開出好幾家咖啡館，阿怪沒有去看過，只是聽客人提起。“（新開的咖啡館）有的比我位置好，有的比我裝修好，比我店里大。我們現在差不多是被包圍了。”

競爭對手越開越多，生意卻沒有變差，開業后的三年，隔壁咖啡館的營收每年都在增長。2023年前三個月，因為過年和寒假，大家生意都很好。

咖啡館之外，酒吧也在鶴崗迅速冒出來。阿怪的一個朋友這兩年在當地經營酒吧，按照風格分成三家，“一家主要賣雞尾酒，一家喝啤酒，還有一家是live house。”

鶴崗的live house，圖源大眾點評

鶴崗與大城市的“時差”，還體現在外賣層面。

2019年，一、二線城市的居民早已習慣通過外賣獲得一切。想喝啤酒，點單外賣；大蒜用完，點單外賣；最后一滴沐浴液擠完，點單外賣……只要打開外賣軟件，眾多便利店和超市都會出現在列表里。

而這一年，眾多鶴崗本地的食雜店老板，才剛剛知道美團和餓了么是什么，學著把自家的商品一件一件上架。小付的便利店，多了很多線上消費的同行。

連鎖便利店尚未涉足東北小城，本地店家也很少會像小付那樣將自家店鋪稱為“便利店”，這些幾十平米的小鋪子通常被命名為某某食雜店或某某食品店，某某是老板或者老板娘的名字。

當地最常見的食雜店，圖源大眾點評

食雜店售賣的商品，其實和城市里的便利店差別不大。飲料、酒水、零食、日用品，外加一些在城市便利店里很難見到的，售價5毛到1塊錢的小零嘴，擺在收銀的桌面上，等待放學的小朋友用零花錢帶走幾件。

差異最大可能是樣貌——開在街邊平房里的食雜店，不像地鐵站邊的便利店那么明亮，擁有一整面玻璃，和24小時不滅的燈光。

2019年，瑜瑩食品超市的老板張瑩第一次把店里商品上線到美團外賣，起因是美團在當地的業務員聯系上她，勸她開通外賣。她當時猶豫了很久，原因是“鶴崗當地人普遍還是在線下買東西”。另一方面，上線外賣平臺需要自己手動錄入商品，她平時還要帶孩子，擔心自己精力有限。

張瑩是80后，一直生活在鶴崗本地，但和其他年輕人一樣喜歡上網，愛刷短視頻。猶豫過一段時間后，她最終決定試試看，“就想著這可能也是趨勢”。

挨個給商品拍照錄入很費時間，等張瑩把全部商品錄入完畢，時間已經走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了。

整個鶴崗的線下零售幾乎陷入癱瘓狀態，當地最大的比優特超市也一度關門歇業，訂單全部涌向開通外賣服務的食雜店。張瑩記得，那時候每天線上要接七八十單，幾乎一直在忙著接單揀貨。

圖源大眾點評

張瑩說，她打算多關注年輕人的喜好，跟其他本地經銷商打出差異來。“我經常看抖音關注流行趨勢，最近Rio強爽很火，還有李子柒的螺螄粉，這些品牌年輕人的認知度比較高，但我們本地經銷商賣得不多。”

宏運通食品店接入線上外賣的時間點是2020年初，老板王宏同時將店鋪接入美團和餓了么，兩邊一起接單。開食品店之前，王宏經營的是一家彩票站，2018年因為賺不到錢，彩票站改成了食品店。“之前買（彩票）的人多，開在居民區，礦上的人多，買彩票的多是礦上的工人，掙得多。之前工人月收入都超過五千，現在當地的年輕人都出去了。”

再往前十年，王宏自己也在礦上工作。

因為礦廠不景氣，工人們被解散，當地稱作“分流”。和王宏一起被“分流”的有幾萬工友，回憶大家的去向，王宏說：“分流工人群里，有招工的，招去工廠的，有電焊的，有修車的。大多數都出去打工了。”

王宏是小部分留在當地的工人，先開彩票站，再開小賣鋪，20年初開始干起線上零售來。

當地食雜店接入外賣平臺后，逢年過節，經常能接到來自外省市的大額訂單——在外地工作的鶴崗年輕人，會用這種方式給家里的老人買東西，最受歡迎的是牛奶和禮盒。

讓王宏印象最深刻的一張訂單來自珠海：“大晚上，買了13箱啤酒，還有很多吃的，將近800塊錢，讓送到鶴崗的家里。下單前他提前給我打電話過來咨詢，問我有沒有貨。”

鶴崗城區不大，小商店密度高，同樣開雜食店的張澤良吐槽：“鶴崗十幾個人里，就有一個開小賣部的。”張澤良之前的工作是開挖掘機，年齡逐漸變大后，身體吃不消，才開起這家雜食店。

他沒上過運營課，也不會花里胡哨的互聯網黑話，但對自己做的小買賣有著樸素的數據敏感。“線上訂單在晚上6-10點比較多，以年輕人為主。線下的話，下午3點半之后是高峰期，這時候幼兒園開始陸續放學，接孩子的老人會來買一些零食玩具。”

為獲得更多訂單，剛上線外賣的那半年，張澤良每天接單到凌晨兩點，跟一個40多歲的外賣騎手一起下班。

春節期間，鶴崗街頭的裝飾

根據雜食店老板們估算的數據，開通外賣后，來自線上的訂單大概占三到四成，一個之前他們沒想過的數字。小付的店在鶴崗火車站附近，外賣占比更高，據他透露，目前線上訂單產生的營業額占一半左右，不少來自火車站周邊酒店。他猜測，可能是來出差或旅游的人下的單，“他們點單買東西是沒有規律的，碰見了就點”。

更多年紀稍長的本地店主做慣線下生意，不像小付那樣精通電子產品和互聯網，他們需要慢慢摸索，接受新的商業模式。

35歲的張澤良說，他已經知道線上銷售需要引流品，不過去年拿水果蔬菜當引流品的嘗試不算成功，他還得再試試別的。

全家可能永遠都不會在鶴崗開一家分店，張瑩、王宏和張澤良也永遠不會給平房裝上一整面玻璃，讓食雜店化妝成便利店的樣子。但無論如何，即時零售還是在鶴崗跑起來了，半夜12點，鶴崗居民同樣能在家里點到啤酒和沐浴液。

大城市和小城市向來是有“時差”的。

大城市已司空見慣的商業模式，小城市才剛剛興起；大城市里隨處可見的商品，小城市除了網購還很難買到。“時差”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帶來工作機會和生活方式的滯后，容易讓年輕人覺得“生活沒有盼頭”。

但滯后不代表不向前走。小城的商業同樣在發展，通過和大城市不同的路徑，達成和大城市接近的結果。

比優特時代廣場內部

推著小城往前走的，是留在這里生活的人。

沒有人躺在原地不動。

（本文中，小付、阿怪、張瑩、王宏、張澤良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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