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人對考公務員、考編制，到底有多么執著?

日前，一篇題為《山東考公團，正橫掃江浙滬》的報道引發關注，報道提到：

“山東專門有一個巡考團，就是輪著考，全國轉一圈，我考上哪個算哪個。他們把國考當一模，上海市考當二模，江蘇省考當三模，浙江省考當四模，到了山東省考，正式考試”。

山東“巡考團”的存在，生動地演繹了一把“宇宙的盡頭是編制，編制的盡頭是公務員”，“巡考團”從山東一路考到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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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于進體制內，其實不是哪個省份民眾的特例。但即便沒有直接數據支撐，山東人對體制的偏愛，也早就成了大家的談資。網上關于山東人考公的段子不勝枚舉，比如據說山東父母對子女的要求是，“不孝有三，無編為大”……

山東考公的隊伍太龐大，本地競爭太激烈，一部分考生自然會往外地分流，去全國巡考。

去年，山東省考和江浙省考撞期，甚至登上了熱搜。巡考團只能三選一，不少征戰全國的山東考生大呼可惜，外地考生則喜出望外，終于不用怕山東考生來搶鐵飯碗了。

為什么在考編制、進體制方面，會出現這種獨具地域特色的現象呢?

一種常見的解釋是，山東是儒家文化發源地，社會文化趨于保守，官本位思想濃厚，在“學而優則仕”的長期文化熏陶下，人們習慣了進體制內謀個一官半職，或者去國企、事業單位端鐵飯碗。

山東人口多，但高等教育多而不強——高校數量多，但頂級高校少，于是很多考生要么繼續考研(山東是典型的考研大省，考研人數全國第一)，要么留在本地選擇差一檔的高校就讀。

公務員考試有學歷限制，但一般沒有學校水平的限制，考不上名校，也能找到適合的公考報名崗位，高考的競爭壓力，就這樣傳遞到了公考層面。

考大學，考研，考編，山東人就這樣活成了網友們口中的“考霸”。但其實影響考霸”們職業選擇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地方民營經濟欠發達，提供不了相對于體制內飯碗而言有競爭力的就業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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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民營經濟的薄弱，有一項典型的數據支撐——2019年，山東省每萬人口擁有私營企業77.4戶，低于全國92.1戶的平均水平，分別比廣東、江蘇少66.3戶、105.3戶。

有人會說，山東的民企并不弱，《202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山東一共有50家企業進入榜單，而廣東也只有51家。這其實只是一種錯覺。

山東這些頭部的民企，并非都是從個體工商戶、小作坊一步步發展壯大的，有很多是由國企改制而來的，不能算“根正苗紅”的民企。

其分布的行業，也主要是石化、煉油、鋼鐵等領域，屬于典型的傳統行業。像山東排第一位的民企魏橋創業，就屬于有色金屬冶煉行業。國企占比大，重工業企業數量多，這便是山東“大象經濟”的由來。

而坐擁“大象經濟”的山東，錯失了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這些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又恰恰是吸納優質人才就業的重要容器。

比如在知乎上，大家估計都看到過很多類似的咨詢提問，大意是，一份互聯網大廠的offer和國企的崗位，或者公務員崗位，哪一個更好?這類提問說明，在就業市場上，互聯網企業是有足夠吸引力的，足以讓一些想端鐵飯碗的人產生動搖。

圖/網絡

對山東考生來說，尷尬的地方在于，哪怕上了名校，在當地依舊沒有合適的高薪崗位。因為民營經濟活力不夠，優質的市場化就業崗位少，大家只能將目光轉向體制內。

這種選擇的偏好，不僅僅體現在山東人愛考公上。在東北地區，人們對編制的迷戀，同樣堪稱一種特色現象。前些年，哈爾濱市招聘457個環衛工，一度引來1萬余人報名，那場面堪稱鑼鼓喧天。

說到底，這也是經濟結構使然——民營經濟越是不發達，年輕人對體制的迷戀越深。

不管是考公考編，還是去大廠打工，職業選擇都是要看性價比。民營經濟不發達，優質的崗位太少，國有經濟太強盛，社會資源都集中在國有部門，進體制內當然更具性價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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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很多南方的考生，越來越害怕山東“巡考團”了呢?

一個重要背景在于，這兩年公考越來越熱，考試隊伍日益龐大，即便在南方省份，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了，內卷越來越嚴重了，在巡考團一路南下從江浙滬考到廣東的同時，南方省份也大有“山東化”的趨勢了。

以國考為例，2023年計劃招錄3.71萬人，相比2022年擴招18.7%。而報名人數達到了250萬人，比上一年增長了50萬人，創下十年之最。

謀求一個穩定的飯碗，公務員當然只是選擇之一。相信很多人都看到過相關新聞——深圳的中小學教師招聘，吸引了大量清北碩士乃至博士畢業生扎堆報名。

南方省份日趨“山東化”，年輕人也開始一心求穩，原因并不難理解。

這兩年來，經濟發展的各種不確定因素陡然增加，民營經濟的發展，受到了不小的挑戰，一些前幾年火熱的行業，負面評價堆積，造富神話破滅;有的民營企業家，還在社交輿論場動不動就被打成“資本家”。

民營經濟在經營過程中面臨的風險，自然會轉移給員工。在企業裁員、倒閉等一些逆風的狀態下，擔心失業、工資下滑的年輕人，當然容易萌生逃離的想法，逃去體制內安穩過日子。

互聯網大廠和基層公務員的崗位，哪個更香?如果今天再拿同樣的問題去知乎上提問，相信很多人的選擇已經發生改變。

公家的編制，以前是被認為是人際關系復雜、職業生涯一眼望到頭，但現在它成了對抗不確定性的最佳選擇——上限不高，但下限不低，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有兜底保障。

從當年的公務員辭職“下海潮”，到當下的“上岸潮”，改革開放這些年，大家的職業偏好也在潮起潮落地改變著。很難說這些年輕人的選擇對不對。

但扎堆進體制，當然不是一個值得稱道的事情。除了人才資源浪費、創新活力下降外，它至少說明國有部門掌握了太多社會資源，說明民營經濟的活力還遠遠不夠，說明民企的生存風險太高，提供不了足夠多的優質崗位。

今年兩會提到，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給廣大的民營企業家吃了一顆定心丸。打破體制迷戀，讓就業市場的選擇更多元化，就得旗幟鮮明地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僅是提供就業機會。實際上，山東“巡考團”四處征戰的那些崗位，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別人，正是靠民營經濟養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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