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馬伯庸做了幾道閱讀理解題。題目來自2023年湖北省八市高三3月聯考語文試卷。做完后，他對了下答案，全對。然后，他拍照發朋友圈。朋友圈的文案后面，是兩個舉著拳頭的表情包。

(相關資料圖)

這幾道閱讀理解題的材料，來自馬伯庸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大醫》。無法確定這是馬伯庸的作品第幾次被截取作閱讀理解題，能夠確定的，是馬伯庸受歡迎、受關注的程度——高三語文試卷的命題人里，都有“馬親王”的粉絲。

其實，從《大醫》去年還未出版就入選“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第一批作品來看，馬伯庸就已經不只是暢銷書作家或影視圈炙手可熱的“大IP”，他的作品的價值也不僅僅被出版商和影視圈看中。

4月8日到4月11日，按計劃，馬伯庸分別攜《大醫》《長安的荔枝》在長沙、株洲、湘潭三地做多個主題的分享。

來湘分享之前，馬伯庸接受了“悅讀”版的專訪。

談新作《大醫》：醫學事關生死，背后的每一個故事都是大量鮮活的生命

一個在日俄戰爭中死里逃生的東北少年、一個在倫敦公使館里跑腿的廣東少年、一個不肯安享富貴的上海少女——這三個出身、性格、際遇各不相同的年輕人，他們因晚清時局的跌宕起伏而走到了一起，他們在一九一〇年這一個關鍵節點，同時踏入了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時局動蕩，國運艱難，他們從蒙昧天真的少年，成長為三名出色的醫生。

為了寫好這部作品，寫出身臨其境感，馬伯庸除了查閱大量醫學資料、翻閱大量《申報》、走訪多個老醫生、挖空心思進入某醫院的舊檔案館外，甚至還考慮找個醫科大學報一門基礎課。

瀟湘晨報：講講您的新作《大醫》的“大”，怎樣的“醫”能夠稱之為“大”？

馬伯庸：醫學文化領域有很多值得講的傳奇人物和歷史故事。醫學事關生死，背后的每一個故事都是大量鮮活的生命。現在我們是一個健全的社會體系了，但當年第一代的這些公共慈善醫生，可以說是篳路藍縷、從無到有、赤手空拳把這個體系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好故事的底子。

創作《大醫》的時候，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根源——清末民初，中國最早一批醫生們，他們為什么會奮不顧身、不計生死地在亂世中作出犧牲與貢獻？比如顏福慶先生，他從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去南非給華人礦工看病。這段經歷，對他的個人利益毫無幫助，甚至會危害生命，但他就是這么做了。這本書之所以叫《大醫》，和顏福慶先生的經歷有關系。大醫，不只是醫，還有“大”，就像金庸筆下的郭靖所說，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大醫”是來源于孫思邈的《大醫精誠》。《大醫》創作初期，偶然間翻到了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它里面的一段論述，令我很驚訝：“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

我以前單知道醫生在執業之前要對著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沒想到的是，孫思邈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提出了一樣的理念，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里對于醫生的解讀。

我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一代代中國醫生不計個人安危，沖到前線保護人民生命健康的事跡，也希望大家能夠記住這些中國醫療的先行者。歷史小說不只有精彩的故事，人的價值和精神也在其中熠熠生輝。

瀟湘晨報：《大醫》中方三響、孫希、姚英子的結緣，對應了“無巧不成書”的老話。您這樣設置故事的發展，是不是因為某起真實歷史事件的啟發？

馬伯庸：我有一個大的寫作原則，叫“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從創作方法論來講，也可以叫作“兩邊真實，中間虛構”。在最上層，大的歷史事件、重要的歷史人物，我都盡量保持它的真實性；在中間層，我虛構一些人物，塑造他們的個性、經歷；但是在最底層，這些人物具體做的事情，又都是真實的。比方說，1910年的醫生是在怎樣的衛生狀況和醫療水平下展開工作的？當時有沒有血型的概念？麻醉怎么做的？血管受傷能不能縫合？類似這些細節要做到足夠真實。把這三層綜合下來之后，如果歷史大事件是真實的，底層細節是真實的，那么就算這些人物和經歷是杜撰的，這個故事本身也會有說服力。

《大醫》里的三個主人公代表了當時慈善醫生的三個來源。清末民初，醫生大致有三類：一種是接受過海外教育，早早見了世界的精英；一種是女醫生，她們出身比較好，接收新意識，追求新思潮，可以對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還有一類，出身貧寒，他們和醫院簽訂契約，成為契約生，這是當時第一批醫護人員的主要來源。

書中女性角色的身上，也有很多中國早期女醫生的痕跡。中國第一代的女醫生，除了學習醫術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去克服社會的偏見，打出一片天地，讓所有人承認女性作為醫生同樣有資格。

中國公共衛生的先驅顏福慶先生、紅十字會總醫院的創辦者沈敦和先生、上海第一家女子專科醫校——女子中西醫學堂校長張竹君女士，這三位在中國醫療史、慈善救濟史占據重要地位的人物，是我滿懷創作熱情書寫的篇章。他們三個人都帶著故事基因、故事風范，我試著用自己的筆觸，借著原創的主人公，把與他們有千絲萬縷關系的這三個歷史上真實人物的故事帶出來，也是表達對醫學界前輩的敬意。

談寫作素材的處理：我的責任是當好橋梁，把學者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轉化出來

豆瓣評分7.9分的《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改編自馬伯庸的歷史非虛構作品《顯微鏡下的大明》中的《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馬伯庸親自操刀參與編劇。

《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發表后的第一筆稿費，10萬塊，馬伯庸分給了他參考的四篇論文的作者。這四位作者接到馬伯庸助手打過去的電話時，都很警惕，這是他們從未遇到過的事情——有人因為參考了他們的論文而費盡心思找到他們，目的竟是付酬表示敬意。事后，馬伯庸寫了長文《四起幾乎未遂的學術“詐騙”案始末》記錄他艱難付酬給論文作者的經過。

瀟湘晨報：對歷史小說創作者來說，虛構和真實是矛盾的嗎？什么樣的素材您會處理成《大醫》這樣的歷史小說，什么樣的素材處理成《顯微鏡下的大明》這樣的歷史紀實？

馬伯庸：《顯微鏡下的大明》這本書最早的緣起是在五六年前，朋友在微博聊到明朝地方上有一個小案子，挺好玩的。我看到時，有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直覺：這背后有更多的事。我就去找了該案子出處的論文以及論文索引的原始資料——那是明代徽州府遺留下來的文書。

整個文書通讀了一遍，讓我非常震撼，刷新了三觀。在原來概念里，中國歷史主要記載的是上層政治，比如帝王將相，越往基層記載得越少。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喜怒哀樂很少有機會被記載下來，但這個文書所講的絲絹案是一個特別的例外。首先，它只是一個小縣城的事；其次，因為徽州人本身的文化特點，所有資料全都保存下來了：前因后果、中間過程的往來文書和書信全都留下來了。

咱們原來的認知都是：知縣大老爺一拍驚堂木，這個事就定了，或者下面衙役過去把人押走了。但是我看史料之后發現，在真實的明代基層，一個公共政策的誕生是一件極其艱難、復雜的事情。各個利益集團，各有算計、各有心思，他們彼此之間的沖撞、博弈、妥協和抗爭經歷很長時間才會形成一個固有的規則。

這個絲絹案在《明實錄》只提了一句，而簡單史書上的一句話背后所隱藏的信息量卻是極其巨大的，它給我們展現出明代基層真實的政治生態和生活生態，這是最有價值的地方。我自己學了很長時間法律史、政治史、經濟史，又結合很多老師研究成果，把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寫了一遍，不到十萬字，發在“得到”上，也由此開啟了我對于明代基層事件的興趣。

我按圖索驥，又選出了五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做了整理和重構，寫成文章。當時正好是《長安十二時辰》寫完之后，很多人說我要趁著熱度，去寫下一個，比如說“北京十二時辰”、“廣州十二時辰”。我怕被故事性綁架，我怕我很容易就覺得自己應該再寫一個更暢銷的故事，更讓人喜歡的故事。所以想寫一個非故事性，沒有那么討人喜歡的東西，但同時，它又是我自己覺得好的，能涉及歷史的底層規律的。寫這些文章它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因為你要寫這個事件就必須去理解明代的土地史、財政史、貨幣史，甚至明代的經濟和商業，還有它的政治史，所有的層面都要了解。它給出了一個學習的動力。

寫故事所有東西都是為故事的戲劇性服務的，有些東西可以要，有些東西不必要，我會按照故事的發展邏輯去剪裁。但是寫非虛構的話，這個事件就不是按你的意志運轉了，我當時寫得很痛苦，就是因為很多時候發現這件事他只要這么做，會特別好看，但是事實上他就沒那么做，而是非從另外一個沒有戲劇性的角度去發展，所以我要忍住自己的創作沖動。

瀟湘晨報：我看了《四起幾乎未遂的學術“詐騙”案始末》，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充分體現了馬老師您對歷史、對歷史研究的尊重。這樣的尊重，是從什么時候就開始有的？

馬伯庸：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論文，可以說，如果沒有研究員提供的資料，我的作品就不會有這么多史實。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我有兩個能力，第一，是能看進枯燥的歷史文獻；第二，是我能從文獻中發現好玩、讀者感興趣的點子，通過接地氣的方式將學術研究講給大家聽，讓人們了解歷史研究學者工作的價值。

很多人都對歷史有興趣，但是又不太能夠去閱讀那些枯燥的學術論文。那我的責任其實就是當好橋梁，把學者專業深奧但是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轉化出來，變成一個好聽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讓他們對歷史學界的這些研究成果有一個認識，對中國歷史有一個更深層次的了解。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了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規則、道德習慣等，越是了解得多，越能珍惜現如今的生活，尊重五湖四海不同的生活習慣，從而開闊眼界，做到換位思考，避免故步自封。

談其文學使命：我要把小人物從被遺忘的歷史中拽出來，賦予他們新生

從馬伯庸的第一部作品《風起隴西》，到《大醫》，到正在寫作的《食南之徒》，主角都是小人物。

“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會知道長江是往哪去的。”在他眼里，無數滴水的流向，便是歷史大勢。

瀟湘晨報：請講講您的第一部小說《風起隴西》對您的意義、對您之后寫作的影響。

馬伯庸：我從小就喜歡三國的評書、三國的電視，玩三國的游戲。《風起隴西》是我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寫的，當時我讀了大量間諜小說，忍不住想自己動筆寫一部，恰好那時候玩三國游戲比較多，于是就來了靈感：如果把三國和間諜結合在一起會是什么樣子？當時應該是2004年，我寫畢業論文，寫得非常頭疼，想要轉移壓力，就寫了《風起隴西》，本質上它是一個逃避的產物。

其實間諜在中國歷史一直存在，《孫子兵法》里就專門有一章講用間。但間諜是這樣一個職業，最出色的人才，一定是寂寂無名的，所以歷史上也沒什么記載。但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曹操怎么知道袁紹的糧草屯在烏巢？赤壁之戰孫劉聯軍如何知道曹軍的種種動向？背后都有間諜的身影。只不過史書沒有記載罷了。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小人物從被遺忘的歷史中拽出來，賦予他們新生。

現在回頭來看，《風起隴西》作為第一部作品其實很不成熟。比如我把漢中描寫成一個如同陜北黃土高原的地方，與實際情形嚴重不符。一個漢中的朋友向我抗議，說我們這里號稱是小江南，才不是滿眼黃土呢。我得知后，特意去實地考察了一圈，才知道自己犯了錯誤，趕緊在再版前做了修正。

不過它給我揭示了一個方法論，告訴我如何在歷史的縫隙中去尋找創作空間，如何在大時代下描寫小人物，在不違背歷史大事實的前提下，怎樣創作一個虛構故事。小說家一定要是雜家，否則寫不出三教九流、寫不出紅塵世情。

瀟湘晨報：您曾說過您的文學使命，就是把那些埋沒在塵埃里的黃土掬起來，重新捏出血肉，化為人形。大概是從什么時候、因為怎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使命的？

馬伯庸：一開始我是沒有意識的，看歷史中哪個東西是比較有傳奇性、戲劇性，好玩兒的，從這個角度入手。但是現在我發現自己非常堅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史觀這一塊。

就好像長江，一滴水不重要，一個小老百姓想活或者想死對歷史無關宏旨，影響不到。但如果千千萬萬個老百姓聚到一起，產生的流向就是所謂的歷史大事。任何一個歷史轉折都是底層人民產生的需要匯聚在一塊兒形成的潮流，那些上層的歷史人物、英雄就是適逢其會，他們不是引領潮流，而是趕在這些潮流之上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這樣自下而上才能推出整個社會歷史事件真正的動機。

我曾經看過一個有關三國志的展覽，里面展覽的是所有跟三國有關的文物，我在那兒看到了兩塊磚。

第一塊是在安徽亳州的一個墓葬里面發現的磚頭，時間是黃巾起義前14年。這個磚頭上有一段工匠寫的話，大概意思是“你們快把我逼死了，現在我就等蒼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跟你們算賬”。看到這塊磚，你會一下子明白，為什么黃巾起義能夠席卷天下。在黃巾起義的14年前，這些基層老百姓中，一個最普通的燒磚的工匠，已經被壓迫得走投無路了。他喊出這種話時，一定有千千萬萬個跟這個工匠一樣的人，同樣受著壓迫，同樣在內心燃著怒火。

當這么多人都產生了“我要跟你同歸于盡，我要跟你好好干一場”的心愿，最后就形成了漢末的歷史趨勢，才有了曹操、劉備、孫權這些人的趁勢而起。

另外一塊磚是在以前吳國的首都建康旁邊出土的。當時晉國滅掉了吳國，天下已經三分歸一統，這塊磚寫的就是“晉平吳，天下太平”。我考證后得知，這塊磚的主人大概70多歲。三國混戰持續的時間很長，這位老人從出生開始就面臨著戰亂，一直到他70多歲，終于看到了天下太平的曙光。我想戰爭期間，就算他不上陣打仗，他的朋友、親戚也可能被戰亂波及，他自己也可能要承擔極其繁重的負擔，現在“終于天下太平了，不打仗，可以安心過日子了”。那時一定有千千萬萬像這個老人一樣的老百姓，他們已經無法承擔戰亂的結果，當他們一起呼喚和平的時候，天下三分歸一統是必然的趨勢。

這兩塊磚當時給了我一種強烈的感覺——它們解釋了三國亂世的起源，和三國亂世的終結。歷史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名將、謀士、王侯們，而是這些千千萬萬個普通的人，他們的需求最后會形成歷史趨勢。這是我對小人物的理解，我就想寫這樣的人。

瀟湘晨報：關于歷史，引用泛濫的一句話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為當下寫作是不是您選擇寫什么和不寫什么的一個重要考慮？

馬伯庸：這句話是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說的，他原話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用現代的語言去解釋古代歷史，要用現代性視角去看待古代。

比如說像《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因為我們現代人人平等，尊重每一個人的價值，那我們看到的“絲絹案”故事就不是一個刁民試圖擾亂基層治安，而是一個人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去討論公共政策的形成。反過來，我們也要去理解古代人，而不是把現代的觀念強加到古人身上。

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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